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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复一生的贡献       ★★★
严复一生的贡献
作者:黄 安 榕 文章来源:本站原创 点击数:8481 更新时间:2009-11-3 18:45:15

严复(1854-1921年),福建闽侯县人,晚年定居福州郎官巷。近代启蒙思想家、翻译家、教育家。清同治十年(1871年)于福州马尾船政学堂首届毕业后,随舰练习。清光绪三年(1877年)赴英国留学。先后翻译了《天演论》、《原富》等名著,介绍西方的哲学、社会学及政治、经济制度和文化思想。以“物竞天择”、“适者生存”的进化论激发国人奋发图强,被推为“中国西学第一人”。

       严复著有《严几道文集》,擅以政论散文闻名于世。但他在文学、美学、翻译等领域也有杰出的贡献,因为宣传不够,却少有人知。

      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,国内于1993年召开“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”,1997年又召开“严复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”,1998年北京大学校庆活动中再在北大图书馆塑立严复铜像。这一切活动,加上海峡文艺出版社相继出版的《严复研究资料》、《严复传》和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等,均已促进了学术界、教育界对严复的认知高度,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,使多年来集文学家、评论家和学者为一体有多重身份的严复,其卓越的成就如璀灿之星,超越地域与国界,再度引起世人的瞩目。英美学者早已从一个遥远的地方来研究严复,在他们的心目中:严复是一个“在他的时代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家和翻译家”,是近代中国“第二代改革派中最引人瞩目的学者之一”,与谭嗣同、康有为、章太炎、王国维等人并列为横跨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的著名人物。还有的学者将他和康有为、孙中山并列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特别值得提到的三个人!

       本讲就严复 “反传统、倡新学”的主张,体现在文学创作上的活动,阐述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:

一、反传统、主变革的思想根源

       严复于1877年由清政府派往英国留学。当时的英国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,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、经济制度和文化思想,对他具有很大的吸引力。他在英国留学的三年里,先入抱士穆德大学院,后转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,所学的功课是高等数学、化学、物理、海军战术、海域公法及枪炮营垒等,但他并没有把时间和精力完全放在学习功课上,而是关心留意观察英国社会的政治、经济制度,阅读英法资产阶级学者斯密亚丹、达尔文、赫胥黎等人的著作。并“常入法庭、观其听狱”,把英国司法部门规定的有“辩护律师”,“公听之助理”,在开庭审案时可当众展开辩论,然后才作出判决等法律程序,看成是英国及欧州国家“富强”的原因。这与他所处的年代,国内封建制度完全由一人执政,专横独断,不受法制约束,不许别人申辩比较起来,那自然是进步的。

       1879年,严复自英回国。先被分配到福州船政学堂任教,一年后又调至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司(教务长)、会办(副校长)和总办(校长),但北洋水师学堂在李鸿章等洋务派把持下,“公事仍是有人掣肘,不得自在施行。”(严复:《与堂第观兰书》)因此,严复虽在这个学堂任职20年,却没有实权,使之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华,觉得十分苦闷,曾在《送陈彤卣归闵》一诗中感叹道:“四十不官拥臬比,男儿怀抱谁人知?

    光绪十年(1884),中法战争爆发。他耳闻目睹南洋水师的腐败和一战即溃的现象,对照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国家日益强盛的事实,“慨夫朝野玩惕”,就“常语人,不三十年,藩属且尽,缳我如牛耳!(王璩常:《严几道年谱》),这种强烈的关心国家大事和前途命远的言论,自然不受李鸿章等人的欢迎,与之疏远。使严复想在北洋水师学堂发展的希望破灭,于是又想通过科举考试来寻求出路,但自33岁至41岁,四次乡试均未考中。

    1894年,甲午中日战争爆发。严复叉一次亲眼看到,一向以“天朝大国”自居的清王朝,竟被一个“蕞尔小国”的日本打败,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。这种危亡的现实,既粉碎了洋务派妄图借西方物质技术巩固封建统治的美梦,也激励了中华民族的觉醒,要“变法”,要“图强”,已成为人们共同的心声。年已4 1岁的严复,身在北洋水师学堂,心里却在思考着如何挽救民族危亡的办法与途径。他受真诚的爱国情感的支配,凭着所学到的西学知识和对西方社会的了解,便执笔为文,在1895年的天津《直报》上,连续发表了《论世变之亟》、《原强》、《救亡决沦》、《辟韩》等轰动一时的文章。这些战斗檄文,既是猛烈地批判封建专制,倡导资产阶级的科学与民主,又是笔端带有感情,中西对照,新旧比较,反复申述,夹以比喻,间以问答,骈散合一,以散为主,很能打动人心的富有文学性的散文,其中心思想是:只有“鼓民力”、“开民智”、“新民德”,才能谈政治改革。

二、办报刊、译名著的目的所在

 严复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,于1897年与王植修、夏曾佑等人在天津创办《国闻报》(日报)和《国闻汇编》(旬刊),其目的是“通上下之情”和“通中外之情”,以加速政府与人民之间,中国与外国之间的相互沟通,同时也为宣传自己的观点开辟一个舆论阵地,力导国人学习西方先进的“民主”和“科学”,保种图强,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。

《国闻报》创办时,正值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发生,但清朝官吏腐败无能,驻守胶州湾的官兵不作任何抵抗,便拱手让地!严复见此情况十分愤慨,他奋笔疾书,写下了《驳英太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》、《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》、《胶州知州某君》等文章,严厉地谴责德国侵占胶州湾是“盗贼野蛮”的行为,抨击了清延文武官员不战而退的无耻行径,表现了他反侵略的爱国思想。这一时期,严复还用讽刺手法写下《道学外传》,形象地刻画出当时的知识分子,只知道做八股文而不知国家大事的丑恶面貌,并和夏曾佑合作《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》,提倡小说“入人之深,行事之远,几几乎出于经史之上”(即围绕人物设置情节)的观点,倡导小说和强调小说在启迪民智上的作用。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较早的专论小说的文章。

严复一向以“一举足则不能无方向,一论著则不能无宗旨”来著文。他宁可“就吾见闻,敬告天下”,也不愿象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文风那样“其论事也,诡入诡出,或洋洋数千言,而茫然不知其命意所在;其纪事也,似是而非,若有若无,确者十一,虚者十九”(《国闻报·说难》)他认为:八面玲珑,各方讨好是不足取的,否则,报可以不办,文可以不写。这种观点,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。

正因为严复著文力求达意,所以能在《围闻报》上,写出那些尖锐泼辣而叉具有感染力的散文,使当时天津的《国闻报》与梁启超在上海主编的《时务报》遥相呼应,成为一北一南宣传维新变法的两大舆论阵地。

三、写诗文、抒情怀的爱国热忱

清光绪二十四年(1 8 9 8),康有为、梁启超所发起的维新变法运动,遭到慈禧太后顽固派的惨酷镇压,其结果是:光绪皇帝被幽禁,康有为、梁启超逃往国外,维新党人谭嗣同、刘光第、林旭、杨锐、杨深秀、康广仁“六君子”被杀。史称“戊戊政变”。严复因在变法维新运动中没有直接参与实际的政治活动,故未受到迫害。但他对变法维新的失败感慨万千,他痛惜“六君子”的不幸牺牲,悲愤地写下了《戊戊八月感事》、《哭林晚翠》、《古意》等诗歌。其中:“求治翻为罪,明时误爱才。伏尸名士贱,称疾诏书哀。燕市天如晦,宣南雨又来。临河鸣犊叹,莫遣寸心灰”(《戊戊八月感事》)这首诗,用叙事的真实手法,情真意切的语言,道出光绪皇帝为“求治”支持维新变法,反被慈禧“翻为罪”;“维新的明时”,竟然误了革新人才。“六君子”已“伏尸”,他们一时的“名士”,反被视为“贱”,而囚居瀛台的光绪,慈禧太后假借其名下诏称疾难以亲政,令人生“哀”。  “燕市”(指北京)顽固派统治下,“雨又来”,形容连苍天也悲悼“六君子”的不幸逝世。“鸣犊”则典出孔子从卫至赵,听到赵简子杀了贤人窦鸣犊,便不愿入赵。戊戊维新时,严复曾受光绪皇帝召见,写有《拟上皇帝书》,表示自己有参与新政的心意。“莫遣寸心灰”系指:纵使维新变法失败了,义士被杀了,但他也不会绝望。诗中完全站在维新运动一边,为“求治”、“爱才”的光绪皇帝鸣不平,更为北京处于“天如晦”的统治而愤慨。

“六君子”之一的林旭,福州人,是严复的同乡。林以特加四品乡衔,入军机处参预新政。6月间与严复相会后交往甚密,8月即被害,9月严复为林旭这样的天才被杀鸣不平,写了《哭林晚翠》一诗,既咏“忆昨皇临报,殷忧国命屯,侧身求辅弼,痛器为黎元”,肯定了维新运动是为了救国救民,林旭在国运艰难时刻,欣为辅佐贤才;又吟“大业方鸿造,奇才各骏”,为变法大业,维新党人如骏马奔腾,为国尽力。但在慈禧眼中“翻为罪莠言”,所谓“莠言”是指慈禧痛斥维新运动为“莠言乱政”,下令镇压。“中兴势已吞”,维新形势一下子全被覆灭了。严复迫于严峻的处境,既不能“身临穴”,亲去送葬,又不能“市举,在市集举起幡旌。而“犹有深闺妇,来从积德门,抚弦哀寡鹊,分镜泣弧鸳”,指的是林妻沈鹊应为吊亡夫而作《浪淘沙》:“报国志难酬,碧血谁收?箧巾遣稿自千秋,鸿断招魂魂不到,云暗红楼……”。沈为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孙女,善工诗,不久即饮毒自尽。

周振甫先生曾评价严复的这首诗:“诗中竭力推荐林旭,赞美他的文学才华,政治风度,有远大抱负,真是一代人才。那样,对于他的冤死,就加强了人们的悲愤;再写深闺妇的悲惨遭遇,更加强了我们的同情”。“作者先对戊戊政变作总的评价,再来描写林旭,结合时代来突出人物,更显出人物的重要。”(《严复诗文选》)

另一首《古意》诗,则借晋朝富商石季伦在河阳建金谷别墅,有美丽歌女绿珠,在王伦专权时,孙秀要绿珠,石不允而被杀,绿珠坠楼身亡的故事来痛悼林旭 之死。诗日:“情重身难主,凄凉石季伦,明珠三百,空换坠楼人。”从中深切地表达了对亡友的哀思。

这些诗,没有娇揉造作的痕迹,语言朴实,叙事真切,有进步意义,体现了作者的文学素养和强烈的爱国忧民意识,也是严复诗作中的精品。

四、寻真理,输新学的历史功绩

从戊戊变法到辛亥革命的十几年中,是中国处于最黑暗的时期。严复为了唤起国人的觉醒,达到他“近之可以保身治生,远之可以强国利民”(《原强》),他坚持“致力于译述以惊世”(王璩常:《严几道年谱》)。严复自1898年译成赫胥黎的《天演论》至1909年译出耶芳斯的《名学浅说》,先后译有:斯密亚当的《原富》(1902)  约翰·穆勒的《群已权界论》和斯宾塞的《群学肆言》(1903)、甄克斯的《社会通诠》(1904)、孟德斯鸠的《法意》(1904年——1909)、约翰·穆勒的《名学》(1905),一共八种。这些译著,全面系统地把西欧资产阶级经济学说《原富》、民主主义政治学说《法意》和科学的思想方法《名学》,及《名学浅说》介绍到中国,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上大量的按语。他以严谨的古文翻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,并为避免 “生吞活剥”,常把原文的一节,扩充成一篇,“用诸子旧例,随篇标目”,内容全新,而行文古雅,成为别具一格的散文,这在当时的文坛上确实令人耳目一新。它也为许许多多爱国志士打开了眼界,满足了人们进一步向西方寻求真理、救国自强的迫切要求,促进了中国近代新思想的发展。

在严复所译的八种名著中,翻译最早影响最大的是赫胥黎所作的《天演论》,原名《进化论与伦理学》。五四时期的一些知识分子领导人如毛泽东、陈独秀、鲁迅、胡适等,都曾经读过严复的著作,接受“物竟天择,适者生存”的观点。毛泽东在长沙省立图书馆读严复译著后认为:“这是我学习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”(《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源》,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》),并在《民众的大联合》等文章中,表明“自己是严复的真正信徒”。鲁迅一有空闲就照例看《天演论》,并“一口气读下去”;他说:“进化论对我是有帮助,究竟指示了一条路,明白自然淘汰,相信生存斗争,相信进步,总比不明不白好些 ……”“那时候(1907年前后)相信精神革命,主张解放个性……也还是进化论思想,主张反抗,主张民族革命,注意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和同情弱小者的反抗的文学作品之介绍,  也还是叫人警惕自然淘汰,主张生存斗争的意思”(冯雪峰:《回忆鲁迅》第20)。陈独秀也反复宣传过进化论,他说:“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,森罗万象,无日不在演进之途……以人事之进化言之:驾古不变之族,日就衰亡,日新求进之民,方兴未已。存亡之数,可以逆睹”。“世界进化,骎骎未有已焉,其不能善变而与之惧进者,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,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,保存云乎哉!(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论》第一卷,第三页)。胡适在《四十自述》中,也提到《天演论》“像野火一样,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”。可见,进化论不仅是发动戊戊变法救亡运动的重要思想,也是辛亥革命运动的精神力量。它的影响是巨大的,改良派崇奉它,革命派也信仰它。而它在十九世纪末,二十世纪初所产生的强烈的社会效应,所形成的铺天盖地的社会思潮,也是以往文化史上所罕见的。

严复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,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难时期,以笔代舌,撰写政论散文,鼓吹变法维新,又用“信、达、雅”的标准译述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著作,以此启迪中国人民的觉悟,从事救亡图存。为此,他不愧是和康有为、孙中山一样,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。他在文艺创作上敢于开拓散文领域,指导小说的创作方法,创建翻译理论,从事翻译活动,使之成为一代有影响的作家。对于这样一个学贯中西,坚持爱国兴邦的一代伟人,我们要永远纪念他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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